米乐m6创新转化时代如何让医疗梦想照进现实？

发布时间：2024-03-16 丨 浏览次数：

　　医院应该是比高校创新因子更为活跃的场所，现在正是医学创新及转化的黄金时代。

　　在漫长的医学发展史中，创新驱动着每一次变革。静观今日之世界，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疫情肆虐之下，医学创新及转化不仅尤显重要，且已形成浪潮。

　　据观研天下统计，2020年全国三甲医院授权专利总数达88453件，同比增长76.1%。正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宋纯理在接受健康界专访时所言，「医学创新的天地无比广阔，医院拥有科研院所、企业所不具备的丰富的疾病资源和现实需求，「春江水暖鸭先知」，医疗中碰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都是科技创新的重大需求牵引。医院应该是比高校创新因子更为活跃的场所，现在正是医学创新及转化的黄金时代。」

　　作为医学创新及转化的重要主体，医生和医疗机构在这场浪潮下的生态是我们的关注重点。目前医学创新转化已经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以及合作模式等方面，进入无人区，亟待出现新的创新转化框架。

　　鉴于此，健康界联合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特别策划推出专题文章，旨在聚焦医学创新转化链条中的痛点问题，以期唤起各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与关注，推动各方在协作模式、利益联结、行业自律、监管创新等方面持续前行。

　　他和同是学医出身的发小吴舟一起，变卖房产米乐m6，注册了一家公司，专做气道产品的创新转化。

　　在此之前，夏敏于2005年进入安徽省立医院工作，在外科轮转3年后，于2008年定科在麻醉科。工作之余，他对日常使用的医疗器械会做针对性改良，包括护理器械、麻醉的气道管理工具等，也为部分改良设计申请了专利。

　　彼时，我国的外科技术、器械已基本实现与国际接轨，但麻醉技术、麻醉器械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以困难气管插管术为例，医生甚至需要跪地操作。

　　「工具不好用」是促使夏敏进行医疗创新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医者的「使命使然」。

　　「医疗器械，如果不是医生去做创新，那谁来做创新？」夏敏在接受健康界专访时说道。

　　在夏敏看来，只有医生最了解医生需要什么，病人需要什么，临床上的痛点问题有哪些，「你让别人去改（器械），他不知道要怎么改。」

　　这是夏敏创新创业的初心，但创业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即便已经拥有多项专利，要将专利转化为产品（样品），再将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并非易事。夏敏坦言，这一路上掉了太多的「坑」。

　　早在2012年，夏敏便申请了一项名为「弱刺激仿生型口咽通气道」的专利。该专利结合口咽解剖特点对传统产品进行重新设计，可减少插管时对患者的损伤和刺激。

　　夏敏认为，这项装置非常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故而图纸一画出来，就早早去申请了专利，完全没有考虑产品所涉及到的不规则的管芯能否大批量生产。

　　事实证明，果然不可以。尽管在做样品模型时，应用3D打印技术，的确可以打印出复杂的管腔形态，但要大规模生产，还是传统的模具加工方式更为经济、可行。

　　只能改图纸。通过跟模具厂的师傅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出来一版可以实现生产的设计图，但这一版跟夏敏最初申请专利的那一版已经相差甚远，原有的专利权无法保护当前的产品设计。

　　夏敏只好再去重新申请专利，米乐m6但又碰到了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所谓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之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获得公开。

　　夏敏的情况恰恰就属于「丧失新颖性」，因为之前已经申请过专利，该技术属于公开技术，无法再申请专利。

　　怎么办？不申请专利肯定不行。夏敏只有通过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专利审查员反复沟通，最终他还是拿到了「新」专利权，但宝贵的5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众所周知，我国高中生若被医学院录取，需要经历「5+3+X」（即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至4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在这至少8年的学医历程里，并不涉及工程学、材料学等其他学科。

　　「我们第一个产品一共做了6套模具，前面5套都不能用。」夏敏说，模具师傅是根据产品结构去设计模具的，但他并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软一点，哪些地方需要硬一点，哪些地方不能有毛刺，这些都是临床医生才会了解的，所以做出来的模具产品达不到与人体相结合的要求。

　　如何跨过这道「医工结合」的关口，成为夏敏面临的又一道难题。当时，他并不知道还有一种职业叫「机械工程师」，可以找他们帮助解决这样的问题。他只好选择自学模具知识，然后再去跟师傅沟通，怎么开模，怎么分型，前模怎么放，后模怎么放……

　　夏敏向健康界坦言，米乐m6这是医生做医疗创新成果转化的难点之一。「如果你自己没有这（工科）方面的知识基础，一点都没有的话，其实很难去做成一个医疗产品。」

　　就是在反复的沟通、修改、重制模具之中，不仅时间流失掉了，金钱也是，单是这几套小模具就花费了夏敏几十万元。

　　历经「专利坑」、「样机坑」之后，终于在2017年，夏敏研发的气道产品有望上市生产了。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医疗器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分类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风险程度低，实行产品备案管理，第二类（中度风险）、第三类（较高风险）医疗器械实行产品注册管理。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依据法规规定，既可以进行一类医疗器械申报，也可以进行二类医疗器械申报，为了缩短产品上市周期，我们就申报了一类医疗器械。」夏敏说。

　　现阶段，我国医疗机构对于医疗器械的价格管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植（置）入类医疗器械和少数特殊材料，允许在医疗服务项目外单独向患者收费；二是低值卫生材料，作为医疗服务成本的一部分，纳入医疗服务项目中打包收费，不单独计价。

　　很明显，夏敏申报为一类医疗器械的产品采用第二种方式管理。不单独计价，也就无法向患者收费。对于医院而言，只能算作科室成本采购，这就导致产品很难打开市场。

　　事后夏敏反思，假如早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能够做一些市场调研、评估，那么是可以避免这种棘手情况的。

　　「比如我们这个产品既可以叫「口咽通气道」，也可以叫「气管插管固定器」，叫哪个名字更好一些，更有利于后面的市场销售，需要前期就做好评估。」

　　对于医疗创新创业而言，仅仅做到医工结合还不行，还得结合「商业」。「不仅要考虑产品设计，也要考虑企业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甚至医保支付方式。」夏敏对此深有体会。

　　与夏敏相比，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欧阳晨曦的创业时间更早。

　　早在2009年，欧阳晨曦还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时，便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2014年公司研发的产品「小口径人造血管」实现批量生产，紧接着在2015年获得投资机构「加持」，拿到了2000万元的A轮融资。同年，欧阳晨曦调任阜外医院，医师职责之外，还兼任阜外医院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米乐m6负责医院的成果转化工作。

　　在外界看起来，欧阳晨曦的创业经历顺风顺水，但在接受健康界专访时，他却称「医生创业有倾家荡产的风险」。

　　「科研做失败了，国家不会逼你退钱（科研基金），也不会有人逼你去卖房子还钱，但是做企业，很可能投进去的钱彻底「打水漂」了。」欧阳晨曦说。

　　尽管近年来，国家为了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是2018年银保监会提出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3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部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停贷、压贷、抽贷、断贷」的现象。

　　「你先还了这笔钱，马上就可以再贷出来」是银行信贷员的常用话术。创业者在听完这句话后，部分会选择从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私募基金等类金融机构，以及民间融资等借用过桥资金以新还旧，而这笔借款的年化利率通常极高，部分甚至达30%以上。

　　「后续如果银行不给你续贷，你欠高利贷的钱怎么还？」欧阳晨曦强调，医生创业时一定要避免掉入这种融资陷阱，「很危险。」

　　虽然经常被称为医生创业圈里的「老」人，但其实一开始欧阳晨曦并没有想过要创业。

　　作为我国外科泰斗裘法祖院士的关门弟子，前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欧阳晨曦的关注重心都放在「科研」上。

　　2003年，欧阳晨曦从德国留学归国，到武汉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工作后，他便将「人造血管」选定为自己的科研方向。

　　人造血管可用于多种血管疾病的治疗，当人体某部位血管出现老化、栓塞或破损等情况，不能正常供血时，可对其进行切除并用人造血管置换。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造血管便已研制成功，并获得临床应用，到21世纪初，直径大于6毫米的人造血管已普及，但小于6毫米的小口径血管的研制仍然是国际难题。

　　2008年，欧阳晨曦团队研发的小口径人造血管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就是在这时，欧阳晨曦慢慢感觉到：科研做到「头」了，但同时他也发现：即便科研做到「头」了，产业化成绩仍然是零，因为实验室的发明创造不可能直接应用到人身上。

　　当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把引进海外科技人才作为谋求发展、促进创新驱动的重要举措，支持政策陆续出台。例如，广东省于2009年启动「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专项计划」，对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资助最高金额1亿元；江苏省、地两级政府每年计划引才专项资金累计达50亿元。

　　武汉也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欧阳晨曦拿到的第一笔创业资金，便来自「3551光谷人才计划」。

　　在科研院所的领导看来，产业化道路完全背离了学者道路、医者道路。「体制内的医生怎么能从商呢？」这是当时的普遍思维定势。

　　不过，让欧阳晨曦感到庆幸的是，由于获得了政府的资助，故而医院方面虽然没有对其创业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强烈反对。

　　2015年，我国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法》；201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颁布，从而形成了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

　　之后一系列支持医疗创新成果转化政策的出台，让医生创新创业获得了「国家、部委、地方、医疗机构」的「四级联动」支持。

　　这种讨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技术上的，一种是伦理上的。前者涉及「如何作价入股」的实操问题，后者则聚焦「医生处方权与收益权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生与健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医疗卫生机构等有关单位要研究制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和收益分配办法，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时，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 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

　　2)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应当从作价投资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

　　3) 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总额的50%。

　　文件出台之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纷纷出台了院内成果管理办法，规定对于项目团队的奖励比例均在80%以上，包括现金奖励和股权奖励。

　　「根据规定，医院不能持股，医院也不敢放权来赋予科研人员代持股，因为牵涉到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科研部主任郭华在接受健康界专访时说道。

　　据郭华介绍，目前公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主要有3种：1）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2）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3）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湘雅医院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接近3亿元，所有项目中没有一项采用「作价入股」的方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宋纯理也向健康界透露，截止目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果转让146项，协议金额接近2亿元，全部是以转让或许可的非股权收益方式进行转化。

　　「从保护科技创新来讲，相比起一次性转移转化成果，当然还是（科研人员）自己成立公司更好，更细水长流。」宋纯理说，只是现在「硬」的政策是允许了，但「软」的政策还没做到允许。

　　2018年2月，国家卫健委要求华西医院作为试点单位承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院内政策体系」的探索任务。以此为契机，华西医院于同年5月颁布九条成果转化政策（简称「华西九条」）。

　　「华西九条」中的第一条便规定，允许成果完成人与医院事先协议约定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属或股权比例。成果完成人可在申请专利或专利技术成果作价投资前与医院以协议的方式事先约定科技成果的权属或股权比例，并允许成果完成人以个人名义占有股份。

　　据华西医院成果转化部部长袁淑兰介绍，要实现「作价投资」式成果转化，成果完成人需先向成果转化部提交申请，由成果转化部组织召开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会议，对申请项目进行讨论和决议，形成《会议纪要》；之后由成果转化部组织项目对接会，拟定《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入股股权奖励协议》，提请医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形成会议决议，通过即可办理转移转化手续。

　　「必须是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才能提请召开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会议。」袁淑兰说，华西医院成果转化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会对创新成果预先进行基础评估，并征求专家意见。如果是一般性创新成果或难以转化或市场空间不大的，通常不予以作价投资的方式进行转化。

　　2020年9月，作为华西医院第一批「作价投资」项目，「新冠病毒肺炎疫苗」等21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华西医院以成果作价5.116亿元出资，占新成立公司64.76%的股份。其中，医院奖励成果完成人魏于全团队51.808%股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资产公司占股12.952%。目前，该新成立公司已完成第三轮融资，估值达100亿元，市场融资共计27亿元。

　　此外，阜外医院也在2021年初，对2017年制定的《阜外医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按照新版规定，成果完成人可在专利技术成果作价投资前的「作价」阶段，向医院支付对应比例的现金购买本应属于医院的股份，医院则将应得的20%份额的股权转让给出资人，这样专利所有权就百分之百的可以转到公司里面作价入股，医院提前拿到现金收益而不再进入项目公司里面占有股份，完全由成果完成人的团队在公司里面持股。

　　「这样一来，首先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其次在操作可行性方面更加的落地、接地气。」欧阳晨曦说，与原版相比，新版方案更具有实操性。

　　事实上，不仅医院在探索建立更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国家也在探索，政策端持续「加码」。

　　2020年5月，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意在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方案」要求，分领域选择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方案」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可以将其依法取得的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未形成知识产权的职务科技成果的使用、转让、投资等权利，全部或者部分给予科技成果完成人，并同时约定双方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分配方式，充分调动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

　　2020年10月，40家试点单位确定，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均被纳入试点。

　　「多数医院没有自己的持股平台，没有为做成果转化而专门设立的全资公司，因此，从操作上来讲，现在作价入股的通道尚未完全通畅。但是通过对科研人员赋权之后，就可以打通「医院不占股，科研团队占股」这一转化路径。」北京积水潭医院科研处处长于洋对健康界表示，「赋权」解决了医院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落地障碍。

　　2021年，北京积水潭医院赋予骨科副主任医师张昊华科技成果「移动智能动作监测骨科康复指导仪」的所有权，成为北京市首例赋权成功案例。依据赋权协议，北京积水潭医院与张昊华将作为该项职务成果的共同所有人，对成果后续转化收益按照30%：70%进行分配。

　　「假设一名内科医生发明了一种新药，并以此专利获得新药公司股份，药品获批上市后，这名医生经常使用这款药物去给患者治疗，而不是其他品牌，那这其中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

　　其实，这是一个医疗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探讨的问题——社会要求医生做出有依据的、无利害关系的专业判断，而当存在利益冲突时，医生该如何面对来自社会公众的质疑。

　　宋纯理表示，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医生发明创造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临床诊疗中的难题，造福百姓，而不是为了追逐利益。「很多医生在成果转移转化的时候会说，只要早点用在临床上，解决问题就好。」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对健康界表示，在本案例中，判定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而商业贿赂成立与否的关键在于——「在商品和服务的买卖中，是否使得买方或卖方获得更多的成交机会。」

　　「如果有据显示有更好的药物可以选择，医生却不选择，而选择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这是有可能构成商业贿赂的。」王岳说。

　　但同时，王岳也强调，「如果药品是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比如通过集采进入医院，那么认定为商业贿赂就很牵强。」

　　在王岳看来，公立医院的医生以自己的知识产权作价，参与公司的股权设置，是应该被支持和鼓励的，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措施已经可以基本保障这种情况下患者的权益不受影响。此外，也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进一步保障医生的处方行为不受利益关系影响。

　　「最好的防腐剂就是「透明」、「阳光」。」王岳建议，公立医院应该探索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人员如实申报其财产和收入情况，并在组织内公开。

　　「经过药品集中采购，医生处方权产生的影响「受限」，但是药品集中采购，应该是阶段性的采购模式。放眼未来，在药价虚高降低，医保政策调整，建立对医疗机构的控费激励机制后，应该把药品的采购权归还给医疗机构，因为不同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实际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王岳说，这就要严格关注医院具有行政职权的人员，例如临床科室主任、药剂科主任、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等。

　　据统计，北京市三甲医院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国专利共转让145件，占十年总专利申请量的1.65%。其中，发明专利104件（占总转让量的72%），实用新型专利37件，外观设计专利4件。

　　「大部分的医疗机构创新成果门槛较低，可转化概率低。」中国医学创新联盟执行秘书长、北京康卫医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宁说，虽然国家及医疗机构对医学科研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医疗创新成果储备不断丰富，但大部分专利并不具有转化价值。

　　例如，某医院发明的一种诊断试剂——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基因分型试剂盒，虽然临床上具有很大价值，但其指向的市场规模较小，并不足以支撑转化合作的费用，所以未能实现转化。

　　于洋亦表示，「转化链条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水平是不是足够高。」

　　据张宁介绍，目前我国医疗创新成果转化类型大致可分为7种：1）抓住临床痛点的小创新；2）科室整体解决方案；3）数据+人工智能项目；4）医药类项目；5）试剂盒类项目；6）耗材类项目；7）学科交叉借鉴创新项目。

　　其中，类型一难以形成较高的技术壁垒，易被模仿替代，主要依靠医院知名度和临床用途进行转让；类型五、六较为简单；类型七——多学科交叉项目，则是未来医学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医学概念都是「医工交叉」的，比如血压、血流量、骨密度、骨强度等。在医疗器械领域，包括诊断设备、治疗设备，影像设备、电子设备等，更是涉及到生命医学与工程科学各个学科的交叉。

　　全球范围内来看，学界对医工结合的探索已有数十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就意识到医工交叉的重要性，先后成立交叉学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开展医工结合学科研究。

　　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了一批生物医学工程人才，但直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设有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整体而言，我国医学科、工科长期分离，医工交叉复合型人才匮乏。

　　「我们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学习的知识多是怎么治病救人，很少学习发明创造。」宋纯理说，从长远来看，对于医学创新而言，人才问题仍是痛点问题。

　　但宋纯理同时也表示，临床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询证，按照指南、规范治疗病人，要求临床医生做创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超出了大家对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要求。

　　「所以有「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溢出效应」的提法，也就是对有能力、有水平的医院和医生提出更高的期望，期望能够在日常繁重的诊疗工作中，再发挥这些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就自己遇到的这些问题，在现有的指南、规范，甚至目前的技术产品所不能及的科学开展探索、进行技术研发，从而形成治疗疾病的有效武器，并推广应用。」

　　2019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立医学创新研究院（下设基础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创新转化中心），并且牵头组建了「北京学院路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目的是为临床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交叉合作搭建平台。

　　北京学院路集结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诸多高校、科研院所，联盟的成立，本质上而言是打造了一个多学科、多方向的「科研共同体」。

　　「这个平台就像航母一样，是一个战斗机群，各种战机都可以落在航母上，各个学科的研究也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去做。」宋纯理说。

　　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近年来才开始涉足协同创新不同，北京积水潭医院开展医工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

　　「北京积水潭医院是以骨科、烧伤科为优势学科的三甲医院，其专科特色决定了对于医疗器械的创新需求较多。」于洋说，从2004年开始，医院在推进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项目时，就已经开始了医工结合的探索。

　　据了解，北京积水潭医院现已成功转化包括骨科手术机器人在内的6项成果，此外还有十余项成果转化项目正在进行中，这些项目多为医工交叉项目。

　　于洋认为，北京积水潭医院在医疗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医院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和医工结合的传统。

　　经过多年的实践，目前北京积水潭医院已形成以临床需求为主导的医工企联合转化的「三元素—三循环机制」。

　　据于洋介绍，所谓「三元素」是指医院、工程研发机构和企业三个主体；「三循环」是指医工研发循环、工企调控循环和医企互促循环。

　　在成果转化中，「医工研发循环」从临床需求出发，医工协同研发，产品实时反馈至临床检验，形成临床安全可用的创新产品；「工企调控循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由工程团队优化制造流程和产品，同时从市场推广和生产成本角度提出改良建议；「医企互促循环」指产品通过临床应用，实现市场化推广，由医院团队指导临床应用，制定个体化医疗方案，推动基础研发成果最终转化为安全可靠、国际认可、容易普及的创新产品。

　　目前，北京积水潭医院已建立起多个手术机器人、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骨科高值耗材等领域的医工企研发团队。此外，医院作为主导研发的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截至2021年6月，已在全国120余家医疗机构完成超过15000例手术。

　　为什么发表了那么多篇论文，获得了那么多专利，我国的器械和药品研发水平仍然不高？为何巨大的科研投入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益？如何才能以创新带动医疗产业发展？什么才是更好的医学创新模式？

　　「要把边界打开，不要讲哪是你的，哪是我的，要讲哪是我们的，让外面的要素可以进来，里面的要素可以出去。」宋纯理认为，医院的创新模式应该是开放式的，不仅要把科研力量都纳入进来，也要把社会力量、企业力量纳入进来，多方力量一起，共同推进医学创新和成果转化。

　　在宋纯理看来，以往「关起门来做研究」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在当今社会并不可行。

　　「首先，速度太慢了；其次，你可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宋纯理说。

　　宋纯理强调，健康是所有人的健康，守护健康是全社会的责任，不是一个医生、一家医院的事儿；甚至我们的生命健康与社会、自然都是一个共同体，期待所有人都参与健康，人人享有健康，人人创新健康。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也对健康界表示，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围绕医疗行业发展形成最优的配置，才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实际上，「开放式创新」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源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专著《开放式创新》。

　　在书中，切萨布鲁夫将「开放式创新」定义为：「为了促进组织内部的创新，有意图且积极地活用内部和外部的技术及创意等资源的流动，其结果是增加将组织内创新扩展至组织外的市场机会。」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内部研究开发被视为战略资产，企业通用的创新模式是封闭式创新，其实质是封闭的资金供给与有限研发力量的结合，目的是保证技术保密、独享和垄断。然而，随着竞争的日益全球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研发成本剧增，这种创新模式日渐遭遇挑战。

　　大量技术因过度开发或者与市场需求相脱离而被束之高阁，不能获利；企业内部不断有怀揣重要创新成果的骨干员工出走；受限于既有的组织资源、知识和能力，企业无法应对快速变化与新兴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开放式创新」思想诞生，并逐渐成为企业和社会创新的先进模式。

　　现如今，开放式创新实践在国外遍地开花，从企业到高校都将其作为引领发展的动力。以成果转化为例，斯坦福大学就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聘请专业的技术经理人来负责专利技术的转移转化。这些技术经理人通常既有技术背景，又兼具法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擅长专利营销和许可谈判。

　　据统计，2019年，斯坦福大学共有47名技术经理人，实现专利授权226项，专利许可/合同数量122项，专利转让/许可收入4930万美元，衍生公司24家。

　　国外的经验表明，引入专业、高效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有重要作用。

　　2018年12月，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引入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成果转化」。

　　在政策和市场驱动下，近年来，我国部分公立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成果转化管理部门，但多数为其他科室兼职管理，也未形成明确的成果转化路径指南。

　　「我国公立医院在创新转化方面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人才去保质保量地推进成果转化流程。」张宁说。

　　郭华也表示，建立专业的技术转移团队，实现「专人专岗」是湘雅医院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果医院想把成果转化做好，一定要组建成果转化管理与服务团队；如果没有团队，就借船出海，引进团队。」袁淑兰对健康界说。

　　在袁淑兰看来，专业的管理与服务团队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依据能力和层级高低依次为：技术经纪人、技术经理、科技管理人和办事员。

　　其中，技术经纪人通晓政策、法规，兼具医学专业米乐m6、融资方面的知识米乐m6，同时拥有各方面的关系和资源，总揽一切事物，是「全能」型人才，也是技术转移团队的带头人；技术经理则只需精通某一专业，在该专业事务上能够协助技术经纪人；科技管理人需拥有管理和服务的双重视角，针对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办事员的能力要求最低，合同审查、形式审查等事务可交由办事员来做。

　　「不同层级的科管服务人员能够提供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对于医院学科建设和科技发展而言，引进优秀的技术经理人与引进专家同等重要。」袁淑兰强调。

　　据张宁介绍，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的工作流程主要包含8个步骤：发明评估—培育增值—IP质量管理—市场分析—选择推广—协调评估—交易估值—谈判签约。

　　「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去做，必须按流程循序渐进。」张宁认为，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目前国内提供这种专业服务的机构不多，尚处起步阶段，但市场前景极为广阔。